知識精英是民运消沉的次罪魁

知识精英是民运消沉的次罪魁

── 由王军涛《中国大陆的左右之争进入政治实践》说开去

张三一言

为甚么六四运动后中国民主运动持继走向消沉；罪责在谁？我的答案是：垬是罪魁祸首，上层知识精英是次罪魁，是首恶的帮凶。

我说的“上层知识精英”（或说贵族精英，王军涛本文中的“意见领袖”）是指他们中的主流，不是全部；另一部分则是主流的反面，他们是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行文简便起见，以下统称上层知识精英。

对这个问题我以王军涛在《中国大陆的左右之争进入政治实践》（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458）一文来展开评论。

王军涛说：『一方面底层抗争继续在规模、频率和激烈程度迅速发展；另一个方面，中层精英的政治态度在思想取向和行动策略上都越来越转向一个全面、彻底和激进的政治变革，甚至在出现官民对抗的重大热点议题上，独立公共空间中的中层精英舆论不再接受意见领袖采取超然中立的立场。』

这一段话表面上是王军涛对当前中国政治形势的陈述，实质是在陈述中表达了自己（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上层知识精英）的政治观点和取向；我也从中解读到上层知识精英不愿接受时代转变出现的独立自主并与网络相结合的民众运动的政治现实；或者说拒不接受领袖（上层精英）从主导功能的民众领袖地位、走向辅助功能的参谋地位（不接受的理由是“全面、彻底和激进”）。流露出颇为无奈的情绪。

王军涛认为目前中国政治现实“左右两派都没有在民间动员大规模政治风潮的空间”。

谁动员？当然是上层的知识精英了；作为上层精英一份子失去了动员民众的能力，难免不乐和无奈。从这里我也辨识到王军涛这一类上层知识精英思想上有一个特征。只看到已经表面化的“拥权者斗争”（即现在出现的温薄斗），没有（或不愿）看到躲在这类斗争后面或潜在这类斗争下面的民众是民主运动的主力量；只把它视作精英动员的对象、增添自己能量的燃料。没有接受今天独立自主的民众街头与网络组织相结合的新斗争形式；还是沉迷于精英领导民众跟从的旧模式──也就是他说的知识精英起领选作用的“在民间动员大规模政治风潮”的模式。

不过王军涛等上层右派知识精英也有一个优点，就是能准确观察和判定极左派实质。例如王军涛以下对薄极左的判定就相当精确：『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以唱红张扬正统中共的意识形态镇压民间独立思想，以打黑为名摧毁民间独立经济和社会力量，并以暴力驱逐和镇压外来的媒体和司法监督，在重庆以铁腕建立起绝对统治的独立王国，然后扩展国营经济，大规模提升政府对收入的再分配份额。薄熙来的举措，不仅赢得左派舆论的一片喝彩，而且为中共专制建立起民粹主义基础上的政治支持。重庆模式可以说是左派扩展党国机器暴政、解决腐败和贫富分化的实践典范。』对乌坎的判断也颇正确和准确；与那些把乌坎阶段性成功说成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典范的非暴力图腾者来说，确是理性上更上一层楼。

面对王军涛描述的是非黑白正义反正义的政治现实，上层知识精英还要祭出“超然中立的立场”，稍有良心与人性的人都不会接受。面对这样残酷的政治现实，要人们和平非暴力，到底安的是甚么心？面对这样残酷的政治现实，中国人并不是傻瓜，人们没有上当走他们设定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而是一面倒地赞成乌坎路线──这是一条“暴力理性和平”路线。这条路线可以作这样的具体描述：先用木棒暴力痛打，打到非理性垬逃跑了，换来理性的，接受村民以高度理性选出来的民主村政权，于是就和平了。

王军涛说： 『目前中国的政治与前苏联、东亚及80年代的胡赵时期的最大不同是政治社会方面有一个权贵利益集团。这个权贵利益集团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一直通过腐败垄断发展的机会和收益并靠暴力压制各种反抗。如果现在开始政策转轨，将引发被点燃新希望的民众与腐败暴虐的党和地方政权之间的大规模政治冲突。』

这类大规模政治冲突取甚么态度？王军涛没有说。我认为，这才是目前“知识精英与政治现实关系”的关键所在。

关键是上层精英一贯地反对反腐败、反极权专政、反剥夺人权的民众运动；反对民众与统治者的冲突──大规模的民众运动。这方面的反对见诸长期铺天盖也的反革命、反暴力、反刁民、反民粹、反激进言论；“和平理性非暴力”成了被他们崇拜的图腾；极权下改良这条死路被他们神化为神州民主的唯一道路。

如果民主是现在讨论的共识的话，那么反对民众运动（这里是指民众的民主运动）就是有失道义。对于不认同民主，声称不与民主者同类的森林法则、打江山坐江山的强盗逻辑信奉者来说则不是失道义，而是根本无道义。不管是失道义还是无道义，反民众民主运动本身就是反道义。“独立公共空间中的中层精英舆论不再接受意见领袖采取超然中立的立场。”正是民间自觉意识提升、独立能力加强、行动果敢的表现！

王军涛说：『90年代，中国精英在反思89年民主运动失败的教训时，严厉谴责街头运动，使得政治反对运动和民间运动的活动范围缩小到政治发言和诉讼活动。尽管底层大众反抗腐败暴政的抗争早就在街头郊野展开，并且规模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高、方式越来越激烈，但因为精英自律，使得这些底层抗争不能引发大规模政治风潮。』

王军涛这段话，一方面传达了如我前面谈过的知识和民间政治精英领袖情结和社会运动领导专利权的贵族精英思想。另一方面也因他说的是自己阵营中的事，所以特别准确精到。王军涛说的“严厉谴责街头运动，使得政治反对运动和民间运动的活动范围缩小到政治发言和诉讼活动”，道出了上层贵精英的软弱性、妥协性，更重要的是破坏性和投降性。表现在民主运动中的现象这就是长期以来上层贵族精英鼓吹没有敌人论、我没有敌人，终极目的是垬极权暴政不是人民的敌人、极权制度不是民主制度的敌人，进一步就是与现政权合作，即是明目张胆地与极权政府勾结与投降；这些言行的另一面就是破坏民众的民主运动，用王军涛用的中性话就是“民间运动的活动范围缩小”。

鼓吹和平非暴力、鼓吹改良；不反统治者的暴力，把矛头集中对准反民众反暴政统治者暴力的暴力；把民主革命过程栽赃为动乱、暴乱，把民主运动结果栽赃为专制循环。这一图像就是被王军涛中性描述推卸上层精英责任的“严厉谴责街头运动，使得政治反对运动和民间运动的活动范围缩小到政治发言和诉讼活动”！这个反革命猖獗图像存在一段很长的时间。上面所说的理论，不管它出发点是良心还是曲线救党；实际效果只有一个：消解民间民主力量，延长极权统治寿命。独霸民主运动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向现体制投降是六四以后中国民主运动消退的次要元凶，即首元凶垬之帮凶，是民主内部的反动。

因为上层知识精英严厉谴责街头运动，结果就是王军涛说的“使得政治反对运动和民间运动的活动范围缩小到政治发言和诉讼活动”。因为“因为精英自律”所以，导致“底层抗争不能引发大规模政治风潮”！也就是让垬政权维稳得手，延长垬寿命。谁之罪？王军涛侧面地提供了证明：就是那些鼓吹和平非暴力、反对民众运动的上层贵族精英！

20120327   香港

专政与民主政治力量对衡，兼谈极左的存废

专政与民主政治力量对衡，兼谈极左的存废

张三一言

[一] 党文化的左右与世界、历史通义的左右含义相反

党文化话语下的左右与世界、历史通义中的左右含义不同；甚至相反。

世界、历史通义中的左派是指指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左派核心纲领是变革社会，企求从变中增进中下层权益。右派是指自由主义者；右派核心纲领是稳定、保守，企求从稳定中维护中上层既得利益。

今天垬党文化话语中左右含意正好和世界、历史通义相反。垬是权（政治权力，下同）钱（资本，下同）统治结合体，且是国家政治统治精英（实是“党家”，即党高官之家）与垄断资本精英结合体（更多是一身两兼者）；他们政治上的核心要求是稳定压倒一切，即是维护他们的政治统治权力和资本垄断权力的稳定压倒一切，反对任何大大小小的社会变动；它们被称为左派，或极左派。要求改变不公平社会的所有其它要求自由民主的政治思想派别统被称为右派。

是正史原因产生这种怪现象。毛共时，特别是文革时，毛及其集团是无法无天的变革派；是典型的极左派。经六十年没有监督的权力的演变，原来自称“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中下层人民的垬，由隐性的权力与经济特权集团现形为公开的权力与经济特权集团。到今天已经是垄断权力集团与垄断资本集团相结合的特权集团；也就是典型的极右集团（为行文方便以，下通称极右派）。但是由于历史惯性使然，名称沿而不革，至今仍称为左派或极左派。于是产生了有垬特色的左右派与世界、历史中左右派通义相反的怪现象。

[二] 乌有是极左派还是极右派？

现在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被通称为极左的乌有派到底是极左派还是极右派了。

按照政治要求来说，乌有派力求变革现状，回归毛左时的思想意识、政治制度、利益分配，所以是极左派。按照意识型态来说要求要求工农兵中下层人民掌权，并用权力令工农兵中下层人民权力和权利、利益最大化，所以是左派。但是，毛治时代最受害的中国中下层人民；他们的权力和权利、利益都被最小化；这从饿死的几千万中下层民众，所有民众（几乎全是是中下层工农民众）土地、资本甚至极之私有的家厨饭碗都被公（党）有化剥夺掉；民众全部赤贫。所以乌左要回归毛极左时代，实质是害民，甚至是杀民思想和行为；是百分之一百的人民叛徒。从这个角度看，乌有派是极右派。毛时代工农兵坐江山被戈陪尔化，工农兵中下层人民被神化为统治阶级；但是，全属虚幻。从这个角度看，乌左回归毛时代是要把中下层民众权力阿Q化。那么怎么样才能准确描述乌左呢？

我的描述是：形极左实极右；思极左行极右。（为行文方便以下统称乌有极左派）

[三] 在中国民主后乌有极左派派应保还是应废？

这里所说的乌有极左派，除了特指乌有之乡外，还泛指所有与乌有相类似的毛派。

乌有左派一度（时间极短暂）被在朝极右派剥夺了说话的权利，要不要维护他们的权利？我认极之需要。所以，在被夺取自由权利期间，我认为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反对极右压极左，要求还乌有极左派言论自由权利。

现今在朝的极右没有剥夺扼杀，乌有极左派会不会在中国长期生存下去？，像一些海外极左派说的他们是中国左右派的左派代表？

我的分析的客观结论是：乌有极左必定夭折；我的主观愿望是它们早死早着。先不谈主观意愿，谈谈我的客观判定的根据。社会上存在的派多数须有经济利益作根据；附之以相应的意识型态。乌左生存的社会依据是，在经济方，国有其外党有其实的经济，现在这种经济尚存，但已经并继续被私有化成为党高官财富；或许有一天会还名存实亡。毛思想阴魂不散，是乌有极左派生存的意识型态依据。另外加上在政治实力方面，统治集团内有极左分子。基于以上三点，中国出现和存继乌有极左派。或者可以这么说，乌有极左派是依附于垬一党专政制度上的寄生物，是依附在一党专政极权这张皮上的毛，所以，有一党专政存在一天就有乌左生存的土壤；一党专政灭亡后的民主社会完全没有乌有极左的地位──不是民主权力不许它存在，而是民主社会不提供以上乌有极左生存必需的条件，没有他们生长条件，它在民主土壤里没有生命力。就是说在民主社会乌有必然自我灭亡。我主观意愿乐见乌有极左灭亡，与我的客观分析是一致的。

也可能存在没有经济基础的先进派系，例如现今中国的自由民主派就是。没有经济基础的先进派系出现和生存要有条件。其一，它是现存不公平不公正社会的改革者；其二，它是有预境的派系，它有国外实体作参照，有完整的理论（意识型态）支持；其三，它有坚实的政治力量（可能是潜在的）支持。乌有极左派不具备第二第三条，所以，它没有生存能力，夭折属必然。

有人幻想乌有极左派在民主社会里成为与右派抗衡的左派势力，这是极左毛派们的白天梦呓。到民主时中国必定没有乌有极左派存在，民主中国必然与世界常态相同：社会民主派是与自由民主右派对衡的左派。

[四] 薄熙来的“地方极左派”与“中央极右派”形成多元抗衡而导致到民主？

海外有极左派人士说：国的民主化有赖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化。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化，难道不是有赖于多元经济下，地方利益与中央利益的矛盾基础上，地方向中央的“挑战”，争权求取自治，而冲击和削弱传统过于高度集权的中央权威吗？

此说不论逻辑还是道理都没有错，只是它与中国政治现实对不上号，结果是全错。

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所谓地方利益是特指重庆薄熙来或之类的极左派。薄熙来的极左在特定时空下成长到了这么一个少许可以与现中央表异议的地方力量，其政治（权力）志不在“地方”而是向往“中央”。从他的极左意识型态和既往作为可以推断，他爬上中央掌权后是取旧（胡）之一派独存一权独大而代之以新（薄）的一派独存一权独大──只是新极权取代旧极权而已。不会容许存在另一个与他分庭抗礼的力量（派系）。也就是说薄的“地方势力”不会在地方利益与中央利益的矛盾基础上导向民主，也不会演变成为中央的两派力量而导致民主！

众所周知，薄极左派之害与现时较克制（被民众与人类普适价值强压所致）极右政权相比较，薄害严重得多，自由民主人士乐见胡极右灭了薄极左（狗咬狗），那是自然之事、之理。薄极左在海外的同志，借机诬指自由民主人士支持胡极右，与胡极右同一货色，都是极权专制者。他们栽赃并讥讽说，欢呼中国右派及其党中央的巨大胜利！中国已经没有人要民主了。中国反共右派终于发现，“中南海的中共中央是他们的党中央，与他们心连心，想他们所想，急他们所急，办他们所欲办的事。反共右派们已经在欢呼他们的党中央的伟大英明决定了！他们现在表现出了，原来是多么的拥护他们的党中央啊！” “左派被认为是要专制的，右派则正在欢呼中央专制的伟大胜利！”

看来海外极左派人士已经到了依靠造谣栽赃过日子的境地了。

20120323    香港

现代政治文明是要人权不要民主？

現代政治文明是要人權不要民主？

張三一言

有人說了如下的話：“現代政治文明，指的就是以保障人權為核心，由權利作為結構性力量建構起來的文明”又說：現代政治文明“是一種建構在資本和權利而非權力基礎上的社會。西方普世價值的核心是人權，即公民個人的權利，而不是民主。”

我從這段對西文明社會的描述文字中得出如下判定。其政治觀點是：人權與民主是割裂且是矛盾的；其政治傾向是：要人權，不要民主。

[一] 從社會建構角度區分民主與專制

所有利益分殊的社會都是權（政治權力，下同）錢（資本，下同）運作的社會。不同的只是權錢關係、互動方式。

權主導政治社會運作，權同時力圖操控、影響經濟運作；錢主導經濟運作，錢同時力圖操控、影響政治社會運作。權錢結合的社會架構大多是極權社會（極權未必都是權錢結合），錢權分立與制衡的社會結構多是民主社會。

不能從社會是不是由權錢運作，而是要從由甚麼人群行使運作權力來區分專制或民主。所以，說民主社會“是一種建構在資本和權利而非權力基礎上的社會”是概念錯用。準確說法應該是：民主社會是建構在權利運用民主授權程序行使權力的社會。這種民主社會與所有利益分殊社會（包括極權、專制社會）一樣是用權錢運作社會的；無論是東西方社會都是權錢運作社會。

有人說西方發達國家以人權作為價值核心建構政治制度，是為現代政治文明；東方則是以權力核心建構政治制度，是為前現代政治文明。若從價值觀點來看，這判定沒有錯。但是，問題錯在概念錯用，把這個社會價值核心當作是社會運作。權力可以運作社會，權利則沒有這個能力。權利怎麼樣才能起到運作社會作用呢？要通過民主制度（程序、手段）。所以，從社會運作角度來看，區別在於是用專制權力來建構社會還是用民主權力來建構社會。前者是前現代政治文明，後者是現代政治文明。

[二] 要權利不要民主最終結果是沒有權利

有人在論述社會運作時說：“西方普世價值的核心是人權，即公民個人的權利，而不是民主”。這不是無意的概念混亂，而是故意把權利和民主對立起來反民主。民主制度是權利的保障，世界上的人權佳者都是用民主制度這個手段維護和保障下實現的。有請諸君看看，垬的“一切權力歸人民”、“為全心全意人民服務”、“從民眾中來到民眾中去”夠多權利了吧，是權利為核心了吧，結果如何？為何如此？無它，就是沒有民主的保障。

運用民主手段獲取得權力，運用這一權力來維護和保障人權，是正道、是通道。用人權來否定民主，就好像是一個病人，他只要病癒，不要求醫、不要治療、不要服藥。民主就是治療極權、專制社會病的藥方，民主就是保護權利的工具；不要民主實質就是創造社會病惡化條件、不要民主實質就是任由權力剝奪人的權利。

還得進一步指出，民主既是保衛權利的武器，也是權利本身！民主的核心內容是由每一個擁有相同權力和權利的具體的人授權予某人或某組織管理政治事務。民主的核心部分選舉投票權就是人們神聖的權利。

民主本身就有很大部分與人權重疊；要權利不要民主不但否定了民主本身的權利，還會進一步消解其它權利；所以要權利不要民主的最終的邏輯結果是：沒有權利！

[三] 專制極權不可能“反向調節”出相對平等（社會結構平衡）

有反民主論調如是說：“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適應性，並不是在所有情況下，現代政治文明都優越于前現代政治文明。” 接着又說：“在一些新興經濟體和體制轉型國家，由於階層和財富的分化過於激烈，需要經過一次有效的反向調節，社會結構才能走向平衡，人心才會穩定下來。”

兩段文字合起來理解就是：有些社會需要極權文明或專制文明，而且，這極權或專制前文明優於民主的現代文明；極權、專制有自我修正錯誤能力，可以在自己造成的極端不平衡的兩極分化社會中再來“一次有效的反向調節，社會結構才能走向平衡”。

這是反民主慣用的套話之一、這是赤裸裸為專制政權辯護，只是使用了“反向調節”這類故作高深的詞兒。正確的說法是：現代政治文明都優於前現代文明；民主（或現代人類普適價值）普遍適於所有人、所有社會、所有民族、所有國家。不同的只有民主與本土文化結合的表現形式；不同的是在不同社會發展階段民主表現有初階與成熟之分。

專制制度和權力可以“反向調節”出相對平等（社會結構平衡）？

甚麼是“反向調節”？不就是由造成階層和財富的極度分化的專制、極權本身把社會調節平衡了嗎？中國垬統治六十年來，在不斷製造極端兩極分化同時不斷進行改革，也就是不斷調節平衡，結果如何？結果是越調節越不平衡，越調節越兩極分化。

為甚麼如此呢？

理由很簡單，只是有些人故意裝作不明白，或故意把問題搞得讓人不能明白。簡單道理是，垬的極權社會統治集團是權錢結合體，而且是絕對壟斷政權與國家壟斷資本的結合體，它的本性就是要擴張權力和維護擴展既得未得利益；社會平衡就是要他們還權於民、放棄謀取利益的特權，對這種損己利人的事，極端自私自利、一貫損人利己的權錢結合體統治集團能做得到嗎？

20120319   香港

附

冼岩：論東西方兩種社會結構方式( http://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12/03/201203180334.shtml )

无权选特首，平头港人痛

張三一言

頭條爭說特首，香港輿情高漲；無權選舉首長，平頭港人悲傷。

[一] 香港政治

甚麼是香港“選特首”？

原意是垬中央給香港人強加一個傀儡土皇帝。今天“變意”是香人憑藉自由社會環境和傳統而具備的力量奮起要民主──要求自行選舉特首。現狀是垬按極權慣例行事能力快速消退，香人在自由環境下民主創新力量急速壯大。垬能力快速消退表現在自己內部也失控，同是垬體制內之梁展英和唐英年狗咬狗骨大打出手。

1997垬接管香港，中央垬和香港垬看似鐵板一塊，強掣香港民主力量；15年下來，香港政治環境急變：垬中央失去了控制能力，香港垬內部你死我活絕情惡鬥。之所以失去控制度力，一方面是因為垬本身老化、管治能力大降，更重要的是垬中央及各級權力基於派別利益爭奪而分庭抗禮；本身不再是以往的鐵板一塊，連起碼的維持表面團結功夫也做不到了。最頂層分裂，各下層相對應分裂是正常狀態。

為甚麼會分裂？

根本原因是追求人類普適價值的民眾通過互聯網、街頭、圍觀，甚至真理部喉舌表達出來的不滿、怨憤、敵意的抗議聲浪（加上浩浩蕩蕩之世界民主潮流助勢）引發出統治集團內部的政治家、投機者、野心家公開發聲。他們之所以敢發聲，是基於他們判定，目前與統治者主流分庭抗禮，有自立生存條件；可以爭取得不可輕視的道義（價值）力量和民間力量支持，增加其道德和政治資本。

凡是民眾中蓄積足夠強大的反抗力量，統治集團內部就會產生傾向民間的政治派別，與主流分庭抗禮。這也許是一條專制社會政治鬥爭規律。

按照下級垬思維和行動方式、習慣，最基本要素是揣摩上意奉承上意圓滿上意，就可名成利就升官發財，無需作它想、它圖。現在完全不同了，真是“老革命碰上新形勢”，你討好上及，可不再像過去那樣只有一個上級，而是多個互不賣帳的上級；過去只要討好頂端上級就可以理順所有不同層次下級，現在各上下級也互不賣帳了。你討好得哪一個？就是說討好上級成本大增效益急降；顯然，此路不通了。

此路不通就得另覓它途：現成有效，或許還是唯一之途就是尋求民意支持；挾民意自壯、挾民意自重、挾民意要脅（上級、同級）。但是，尋求民意、挾民意並沒有專利權，張三可做李四亦可為。於是就出現競相求民意的新政治形勢。這就是香港同是垬體制內的梁展英與唐英年為爭民意而惡鬥的理由所在；也是垬中央控制力消失和內部分裂在香港的反應。這是極權專制讓位于民主制度過度期間的表現。競相爭民意並挾民意相互抗衡，這本身就多少有些組成民主的要素；若能進一步把民意轉化成為人民授權，再進一步把授權制度化、程式化，這就是民主了。管你叫它是改良也好，是靜悄悄的革命也好，這是人民爭取民主諸多道路中的其中一條；香港人就是這麼走的。

我不反對改良，我只反對在垬極權下中國大陸現時提倡改良手段實現民主；因為改良是統治者專利，要由垬主導的改良之門從來都被垬堵得死死的，從來沒有打開過；所以在今天的大陸，改良連說它是一條死路也太嘉獎了，事實是改良根本無門、無路。

在極權專制下用和平漸進的改良方法實現民主可能嗎？

答案是：不可能！但是，也要視條件而定。若遇上特定的有利條件，則有特例性的可能。我上面說的就是一個具有特定條件下的特例──香港正在走進民主之門。

這說明，只要在有自由條件下，人民追求民主情理中事；在權力暴力鎮壓失效的條件下，建立民主制度事屬必然。

[二] 香港民意

香港民意前面已談及。總括來說，民意現狀是積極地開創性地涉入選特首之戰。這一涉入開創了香港政治民主新局面，為進一步實現一人一票選特首增添了可靠性，增強了港人的民主信心。另一方面對管治港人特首的產生，只看著一幫扯線戲子扯著一群（1200人中的絕大多數）非名則權、非富則貴的傀儡作醜表演。“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宮女們與玄宗或已經很“隔”，只是淡淡地說愁；港人跟垬卻極之“貼”，自身大事被垬操縱，被刀刀入肉、被針針見血，自己無權參與，只能深感悲痛和無奈。

幸好，這是黎明前的黑暗，這是大創傷病癒前的遺痛。香港明天會更好，大陸明天也會更好。

20120317    香港

冼岩反对中国民主的三个伪论

冼岩反对中国民主的三个伪论

张三一言

[冼岩伪论一] 全世界因民主而大定，中国民主必然天下大乱

冼岩先抽象说：『我承认民主（以自由选举为标志）是普世价值，我也相信中国将来会走到这一步。』紧接着就具体地反对前说：『由于中国社会积累了太多矛盾，尤其是民间对政府、对政权的不满，一旦开放民主程序，权力结构从由上到下建构转换成由下到上建构的过程，必然会引发一种“天下大乱”。』

这是垬惯用的曲笔反民主。先看看其逻辑陷阱。真正原因是因为不民主，才会有垬的“社会积累了太多矛盾，尤其是民间对政府、对政权的不满”这个结果（唯一能制止垬作恶的是民主，但又不能用民主）；又因为垬制造出来的这个结果，所以就不能民主（一民主就“天下大乱”）！如此恶性循环，时间越往后，社会矛盾积累会更多，民间对政府就起不满，也就越不能民主。这不就让中国社会万世都不能民主了吗？──垬今天的维稳早已无暇顾及根本和长期稳定，但求能保今天平安就万事大吉了。所以，“在没有找到避免大乱的有效操作方案以前，不宜轻启民主化进程”的结论正好配合垬这一心理和要求；是眼前垬极度需要的思想支持！可见，冼岩的后语彻底否定了自己提出来的前言：“民主…中国将来会走到这一步”──永远走不到，而且会越走越远。

这是冼岩的“不宜轻启民主化进程”论。冼岩理论的唯一结果是专制极权制度永远存在并作恶；人民只可接受和忍受。这就是冼岩用摆事实说道理方式进行诡辩。

“天下大乱”、甚么社会和经济秩序的有效运转、中国大乱必比它国惨烈、至生命于不顾…、冼岩不要用狼来了恐吓人！“中国民主必然天下大乱”是反民主理论的“狼来了”；这理论是垬有政权危机感后为了对付民众民主要求而火红起来的。但是并没有吓倒民众，只是加深了垬的“恐狼症”。

近几十年来，有那么多“社会积累了太多矛盾，民间对政府、对政权极度不满”的国家变成民主国家，它们怎样天下大乱了？

问题是，就算是它国民主革命时的暂时乱图像是属于“天下大乱”，到底这个短期乱需要付出的代价大还是极权专制长期剥夺残杀，人民付出的代价大？到底这个短期乱死的人多还是极权专制长期剥夺残杀死的人多？具体举个例了说说，假设在六十年前来个革共产党的战争，死、伤、受辱、受贫的人多付出的代价大，还是由垬统治六十年的多或大？ （根据学者研究统计结果，六十年来被杀被饿死的至少四千万以上，受连累的过亿）

[冼岩伪论二] 别国有效率的专制政权可以革命，垬政权还有效率就不准革命

谎言谬论时时有，处处在；今时特别多，华人空间特别突显。冼岩说：『中国的这个体制、这个政权现在还有效率。无论是从经济增长还是社会秩序的角度衡量，在当今世界，中国都可名列前茅。一旦开始民主化转型，在新的效率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原有的效率必定会失去，而且还可能遭受前面所说的动荡之险，可说是未见其利，先蒙其弊。』

冼岩的理论是一个专制极权政权或制度要不要改变（民主化转型）由它自身是不是还有效率决定，有效率就保留，没有效率就改变。其实，一个政权或制度除非是它自己垮台或灭亡，在这之前一刻都是有效率的；只是效率多少的差别而已（现时垬的效率是政不出中南海）。“有效率就不变”要传达这样的政治讯息：等垬自灭后民主就会来了，所以，民主无需争取──实质就是永葆垬极权及其一党专政制度。

冼岩有意偷换概念。我们要改变极权及其制度并不是因为它有效率还是没有效率，而是因为它坏、恶，剥夺人们的自由与权利！

再说，世界上有多少个专制极权之国要等到它政权失效率之后才质变的？利比亚民主革命前政权失效率了？──它的政权有效率得很呢，比现在垬政权有效率得多！但是人家民主了，为甚么中国就特别，要等到政权失效率之后才能民主？

我对近二三十年来民主革命事实观察，还还没有发现有哪一个国家是在民主制度建立之前就先建立起一套“新的效率机制”的（先建立思想、理论倒是必不可少的）。若有的话有请冼岩和冼岩们指教指教。我看到的是民主制度建立后才建立新的民主效率机制。为甚么它国先民主后才建民主效率机制，不见得有甚么“未见其利，先蒙其弊”，一到中国就会“未见其利，先蒙其弊”？除非你说中国人特别低能卑劣，此外就很难找到甚么理由了。

再看看这个反民主惯用谬论：『虽然民主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值得追求的价值，但民主并不是一切，仅此一得不足以弥补前面几失。』

这是反民主屡用不衰的无赖且低能的理论。无頼在于古今中外都没有具代表性的民主促进者或民主理论提出或提倡民主“民主就是一切”、“民主万能”的观点或理论；是反民主者栽赃。其伎俩是，先把民主砌成神与圣（枉扣罪名），然后以打民主神圣之假为名，痛打民主真身。低能表现在这栽赃说词早就成了梦呓，根本无效，但是反民主者根本提不出任何稍为新的东西，只有不断炒冷饭，这不是低能是甚么？

 [冼岩伪论三] 廉洁者反民主，腐败者倡民主

看看冼岩的伪论：『应该看到，现在在官方体制内推动民主使劲最大的，往往是那些臭名昭著的腐败分子。可见，他们所设想的民主，究竟是什么样的民主，那必定是能够保障和扩大他们特殊利益的“民主”。可见，这些人觉得，只要启动“政治改革”，他们就有把握将中国导向他们所需要的“民主”方向——那就是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以及南美、东南亚、非洲一些国家一样，完全由权贵和资本掌控的“民主”时代。』

其一，冼岩说的“体制内推动民主使劲最大的，往往是那些臭名昭著的腐败分子”。大概是指说过几次民主好话的温家宝，传说其子是中国目前最大腐败分子。冼岩上述说法我不反对，我支持冼岩打温子之腐，甚至追打温家宝。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冼岩，既然因为腐败的温家宝口头说说民主，就非反民主不可，那么更多的腐败分子、杀害民众的垬高官声嘶力竭地极力鼓吹反民主、要五不六不七不，要坚持一党专政，为甚么你又不按照反民主逻辑去反“反民主”？你不但不反，还加入了他们的“反民主合唱团”唱和音。我想，这才是你内心思想的反映。

其二，上面引用冼岩的那段话表明冼岩持的是这样的理论逻辑：“因为他们根据需要而设想的民主很坏，我们就不可以要民主”，此论逻辑上极荒唐。

任何正面价值的事和理，都会有人利用来谋取名利地位，甚至罪恶目的；是不是因此就要舍弃、反对、否定正面价值？难道因为有了臭名昭著的垬腐败分子口头说了民主的好话，民主就变质成为负面价值了？有人利用爱情谋财害命、利用自由行恶、利用学校医院谋暴利，因此就要舍弃、反对、否定爱情自由福利等正面价值？或者说爱情自由福利等正面价值就变成负面价值了？是不是要把它们全禁绝？

其三，再评论一下冼岩如下一段话：『南美、东南亚、非洲一些国家一样，完全由权贵和资本掌控的“民主”时代。』

这是片面夸大之词。类似的夸大歪曲之词以前是用在初入民主之门遇到暂时困难的波兰等东欧民主国家，波兰等东欧民主国家度过难关进入泰境后，此调就不敢再弹了。现在，又利用讯息封锁对垬有利条件把诬贬之词指向南美、东南亚、非洲一些国家，以之作为反民主和维护极权政权与制度的工具。

南美、东南亚、非洲一些国家完全由权贵和资本掌控的“民主”时代，远没有今天中垬官僚垄断集团控制那么严重。若今天中国能进入“南美、东南亚、非洲一些国家一样，完全由权贵和资本掌控的“民主”时代”是一个大进步，是中国人之福。

香港  20120312

冼岩：反对中国民主化的三个理由

http://boxun.com/news/gb/pubvp/2012/03/201203091554.shtml

只可检定合法，不可宣告合法

只可检定合法，不可宣告合法

张三一言

[一] 民意与合法性的关系

民意有没有法的强制的实际意义？

“民意”在民意状态下没有法的强制的实际意义；民意在程序化后，例如全民公投的结果、就一项涉及全民争议的问题，民意主流经代表人民的议员在立法会议上立法后，民意就变成了有强制的实际意义的法律。选总统投票前， 90%支持A当总统的民意还只是民意，经投票后A以90%得票率当总统，民意就变成铁板钉钉的有强制的实际意义的法律了。

把民意局限于未形成法时的状态；排除其形成法后的状态，是片面的。

民意是由统治者“宣告”确定，还是人民授权确定？

有人说：革命建立国家法统，一定是强制宣告自己是符合民意的，反对者是不合民意的。美国革命建立的美国，就是如此过来的。也有人说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亦如此。

这是谬误。

美国宣告革命集团的（革命行动、立国、立宪…）法统“符合民意”是经过全美国人民，包括反华盛顿革命集团的美国人（分州实行）投票程序确认的。共产党宣告它代表民意是自说自话，从来没有任何民意程序确认；是政治恶霸行为，是强奸民意。

企图排除曾经由人民以法定程序确论这一确证，企图用同是“宣告”这一相同外表形式来为反民意的非法政权打掩护，经不起事实的拷问，耐不住逻辑的分析。

[二] 民主由全民确立而不是由民主革命者强加给人民

有人说，华盛顿革命集团就将自己的独立意志永远强加给当时统计约占三分之一的反对独立的“效忠派”人民，还不计黑人和印第安人。

这是强词夺理。

反对独立的三分之一美国人有没有集体抵制独立投票？如果有集体抵制，那么说美国革命者把独立强加给反独立的三分之一美国人，是正确的。若没有抵制，参加了投票，既然参与了就表明接受民主投票这一游戏规则，投票结果是多数决定独立，反对独立的就必须接受这一结果。不能把按游戏规则接受结果说成被别人强加给自己。所以说，美国独立是由全美国人，包括反独立保属英的三分之一美国人参与投票，由多数决定，并且得到全民接受的结果。接受游戏规则并参与游戏，赢了就要，输了就翻枱赖账，天下竟然有这么野蛮霸道的道理！

民意是指多数人的意愿，而不是指全民100%相同的意见。

美国革命是经全美国人（当时不包括黑印人民，为何如此是另外议题）包括三分一反对独立的美国人投票同意的。所谓投票同意是多数票同意。多数票同意＝多数同意；就是民主多数决，也就是常说的民主了。

更重要的不同意的少数并没有像中国垬那样剥夺他们的权利，而是保留和尊重他们的权利。

把经人民法定程序多数同意说成强加给部分人民，是捏造事实、黑心说假话。

请反民主人士告诉我，毛共集团可有让地富反修有权投票？不但被宣告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地富反修没有投票权利，连被宣告为国家主人、拥有所有权利的人民一样没有投票权利。所有权利全给垬代表了。

所以，说华盛顿革命集团就将自己的独立意志永远强加给当时统计约占三分之一的反对独立的“效忠派”人民的说法，无赖思想。

有人又说：今天入籍美国的誓词还在把华盛顿革命集团的独立意志强加给希望入籍美国的人群。

说这话的人本身是一个小党的领头人，那么请问：自愿申请加入你的党的人士，是不是你把你的党意志强加给希望入你党的人群？

这倒有点像一个流氓无赖上茶楼饮茶，叫了一壶香片和一笼烧卖，享受完毕，摔杯翻枱大骂：你茶楼老板强迫我饮香片食烧卖！

[三]合法性与权力输入和权力输出的关系

有人说革命建立的国家政权本身，只要它能稳定了自己统治，没有合不合法的问题，只有它的具体政策合不合民意而出现合不合法的问题。

这是专制独裁，特别是极权统治者的逻辑；也是赤裸裸的强盗逻辑。

民主的说法是，统治本身首先要受到合法的检验。检验标准是：符合不符合自然法！也就是你的统治是不是在被统治者拥有政治权力的主权，并在自由平等条件下经合法程序授权给你的，同意你的统治。是则合法，非则不合法。这是从权力输入角度来说的，是合法性的一个方面，也是主要方面。其次是次要方面，非决定性方面：你的权力输出，是不是保护众权利和利益的，是不是为民众负责的。是则合法，非则不合法。综合以上两点，我们可以从官民关系来判断权力是否合法。官受雇于民，民是老板官是雇员主仆关系的，是合法政权；官是老板，民是雇工的，是不合法政权。

所以，再具体到今天中国共产党政权，它的宪法，根本不存在任何合法性。不合法的根本原因就是权力不是源于人民、人民没有选择政权领导人的权利！剥夺人民选择和选举的自由权利，就是不合法的根本。即使垬能顺应绝大多数人民民意，施政政策能符合民意，也不会添增几分合法性，不合法性质无法改变；充其量只是增加了几分认受性或忍受性而已。

即使今垬真理部和所有喉舌及其受雇、义务御用文人不断宣告：垬政权合法，都永远无法改变它不合法的性质！因为它无法经受公认标准的合法的检定。

本文参照文章[ http://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197488 ]